依照宪法原理，我国的宪法体制把人民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把代表机构奉为权力机关。

执行程序上的错误是执行机构违反执行法规范所导致的，因而属于执行违法。此外，通过域外借鉴，最高法院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建构起分配异议之诉，但却没有通过司法解释建构起债务人异议之诉。

之所以占有如此高纬度，与人们对执行效率的追求密切相关。即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权益有重大影响影响的执行裁决行为——法院在执行中的各种重要执行事项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采取移审异议的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上诉方式，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执行裁定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要求上一级法院撤销或变更法院的执行裁定。这也是由诉讼程序(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作为以排除执行力为目的的请求异议之诉，在制度设计上会基于诉讼效率的考量，设置相应的程序限制。因此社会对民事强制执行的需求不高，相应地对执行救济及其制度的需求也不高。

这不仅反映出一种立法技术理念，也反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书记官和公证人的调查是一种公证证明活动。（三）把握好立法原意办理核准追诉案件。

按照这样一个理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5年1月到2018年11月检察机关办理的490多万件案件作了一个统计分析，检察机关近4年时间总体的案-件比是1:1.4。在审判中是主导，那就要求公诉人必须以负责任、更高一筹的指控证明犯罪能力，使以庭审为中心、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审判落到实处。对于诉前阶段的主导责任，大家都还比较认同，也是毫无疑问。24年以后，通过在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把犯罪嫌疑人找到了。

无疑，最好的案-件比就是1:1。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疑难时，罪轻罪重，按照罪轻处理。

法官的越位主要是因为检察官主导责任没有发挥好。如果按照惯常思维、传统司法理念，这些典型案件在司法机关都可能作为有罪案件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今年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政法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政法系统要把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检答网的开通运用，证明了各级检察官的潜质和学习的热情，说明了是上级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供给侧改革不够，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产品供给不足。

所以，法官在庭上就是一听一断，所谓沉默的法官、争斗的当事人。但是这一类案件的处理，以及背后司法理念的转变，也说明检察机关过去责任担当有不够的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说，自己有个案子在公安，在法院有个案子等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司法保护，更要始终注意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没有变的要求，给予平等保护。

比如，公安机关立案后是一个案件。也就是说，在统计上共批捕多少案件，起诉多少案件，抗诉多少案件，这些都可能是同一个当事人的同一个案子的不同案件。

一是主动和法学理论界加强沟通。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提供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相对不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努力通过供给侧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刑事诉讼法特别明确规定，法官原则上应该采纳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认为不妥，得要求检察官重新提出量刑建议，如果检察官调整了量刑建议，法官仍认为不妥，才可以直接作出裁判。只有这样，才能把检察队伍建设得更强，把政治性极强的检察业务进一步做实、做好、做到位。还有的是怕作无罪处理后，要对此前的羁押给予国家赔偿。解决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庭前是主导责任，那就要考虑怎么去发挥好，如果不批捕，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侦查机关信服，不再提出无谓的复议、复核。审查起诉，没有确实把握就不能勉强硬诉

因为区域协同立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区域调协发展的措施之一。一个特定的主体有权打破原来的行政区划，提出并推进跨行政区域的协调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 如果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可以协同立法， 而协同的方式又没有明确边界，那就意味着提出协调发展的主体，设置了新的立法主体和立法权限，确立了新的立法体制，从而使宪法法律确立的立法体制陷入混乱。

区域之间开展协同立法，无论是协同立法的具体工作本身，还是协同立法带来的立法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横向行政区域的国家机关职权进行调整和改变，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纵向行使职权的政治体制发生冲突，这是需要十分警惕和重视的。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分别通过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协同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目前三地都没有公开若干意见 的具体内容。5.对现行行政区划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利与弊做综合评估 区域协同立法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性部署， 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现行的行政区划构成冲击。

这个宪法体制的精神是清晰的，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打破行政区划的规定，讨论和试图推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宪法上的冲突就凸显出来了。从现在一些做法看，京津冀、 长三角等地方所进行的协同立法的事项， 主要限于环境保护方面，尚没有非常大的突破，但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先做研究和预案。现在看宪法序言中区域协调发展与总纲中行政区划的关系，就可以发现，1982年宪法虽然在序言中规定了国家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但限于那时的历史背景和认识程度，并没有考虑或者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与横向的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

协同立法与现行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有不相容的一面。有的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很多内容都属于跨区域的重大改革，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所以，区域协调发展中协同立法十分重要。

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在国家根本任务的内容中，也只表述说，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内容。

现在，总体的意见趋势是，看好和推进促成这项工作以及相关理论，虽然也有一些意见对协同立法的合宪合法性提出疑虑，但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或者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但问题是，宪法总纲中规定了行政区划，国家机构一章中又规定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国家机关体系，而平行的行政区划及其国家机关体系本身并不包含横向合作的元素，序言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与行政区划的规定，显然是相冲突的。

对一些区域性的立法项目共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修改立法法，在其中增加有关区域协同立法的内容。而科学划分行政区域是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国家社会稳定和兴旺发达的重要前提。其次涉及总纲中有关行政区划的规定，以及国家机构 一章中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由于改革与立法存在天然的矛盾冲突，对于重大改革的事项，不宜不加分析地强调于法有据。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现在开展协同立法，就使地方人大和政府在发生纵向关系的同时，又与横向行政区域内的人大与政府发生了关系，而且，这个横向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介入了宪法法律的领域，这就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不相符合， 引起了政治制度内在的紧张关系。为协同立法提供必要的保障，等等。

在省级行政区域内，这个立法权可以说是完整的地方立法权，但是，一旦跨越行政区划，它能够与其他区划内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协同立法吗？如果能，依据又是什么？ 设区的市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报省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因此，它只有所谓半个立法权，在自己都不具有相对完整的立法权时， 又如何进行协同立法？除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协同立法之外，还有跨行政区划的政府如何协同立法的问题。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引起注意和重视。